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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话剧《张鸣岐》到评书《辽沈战役》

2018-11-12 06:30:53



 

林喦
渤海大学新闻传播学教授
锦州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
硕士生导师,文学博士,艺术学博士后
从事文学与传媒研究
 
 
白雪生
锦州市文联原主席
现任辽宁省剧协副主席
锦州市作协主席
       国家一级作家,系中国作协、剧协、视协、音协、曲协会员,辽宁省文联委员,辽宁省作家协会理事等,从事文学研究。其作品话剧《张鸣岐》获中央“五个一工程”奖;连续广播剧《追寻绿洲》连获中央、省“五个一工程奖”和优秀广播剧奖;30集电视评书《辽沈战役》获全国电视文艺“星光奖”一等奖,以及多首歌词、赋获得国内各种奖项。


        白雪生是当代辽宁作家里的“杂家”,创作体裁、范围非常广泛:步及话剧、广播剧、电视剧剧本创作,辞赋创作,歌词创作,散文创作;兼及文学评论和民俗研究。创作题材也相当广泛:历史的、现实的,同时也是各种体裁文学创作获奖专业户。步猎之广、范围之杂,也属于当代辽宁作家里的“另类”。他的所有体裁的作品都呈显着历史的厚重与斑斓、挽携着时代的韵律与风流的风格特征。话剧《张鸣岐》反映现实,电视评书《辽沈战役》书写历史,诗词歌赋表达风土人情与个人情怀,这些都凝聚着作者的“文学介入现实”创作观念。一个作家不仅要关注、思考历史与传统,更要关注、参与现实与民生,这是白雪生创作的原动力,也是其作品的文学理念。“文学介入现实”是文学可以流传的动力所在,但“文学介入现实”决不是一味地“表扬或者批评”,坚持真实反映,坚持贴近生活,坚持引起思考,应该是“文学介入现实”的本质。写“真人”难写,写“真事”难写,但白雪生关于“真人真事”各种体裁的作品,都拿捏得很到位、很精辟、很艺术,这表明了作家深厚的文化素养和高度的精神境界。

《张鸣岐》剧照

林喦
其实作为一个文学家,各种文体兼能是一种能力。当年你以一部话剧《张鸣岐》引起全国注意,剧本还被选入中央戏剧学院的教学资料,事过多年,还不时有人提起这部戏,你肯定还有话说,你就一个“现实的张鸣岐”和一个“文学的张鸣岐”,这是一个绕不过去的话题,能谈谈你的真实创作经历吗?
白雪生
又提起张鸣岐。其实,掌声和鲜花早已过去,所有的奖励、鼓励、勉励、激励,所有的花环、花篮、花絮、花边花花绿绿的,全都过去了,本来也淡忘了,也不想说了。今天经你一提,又勾出不少旧情来。也许回忆往事,也算是解读历史,毕竟张鸣岐热点了锦州,热点了大小媒体,热点了中国嘛。你这个角度选得特别好!像足球射门一样,又准又刁,不容回避。不瞒你说,当年这个戏轰动一时的时候,每有采访,我都是采取规避态度,有故作谦虚之态,也有难言之隐。但现在毕竟事隔多年,说点真情也无妨了。
我以为,如果评价中国现当代文学创作,其中一个特别重要问题,那就是英雄人物的创作。有夸大其词之嫌,说得尖刻一点,由于在过去“极左思潮”政治的干预下,英雄人物“正统化”“概念化”“非人化”,使其形象面目呆板可憎,甚至连我们现在提出讨论这样一个文学话题,都可能使人不屑一顾、抵触反感。
但不能不说,问题暴露在此,弊病集中在此,软肋也表现在此。严重一点说,这是中国当代文学创作的“短板”,是影响中国文学质量标高的“洼地”,是制约中国当下重大题材创作的亟须正视的“病灶”之一。当然不是说,反面人物、中间人物的创作就没有问题了,而是说在英雄人物身上更突出、更鲜明、更引人关注罢了。
林喦
在一定意义上说,写好英雄人物,决定着中国当代文学的思想艺术质量,是中华民族的重要精神标识,是主流意识形态在文学中的重要体现。你可以联系《张鸣岐》的创作实践,讲讲真实体会。
白雪生
现在想起来,在整个创作过程中,我总是想一个问题,那就是:为什么是张鸣岐?
这个问题,说简单很简单,因为当年出现了张鸣岐,身边的现实生活给作家创作提供了鲜活素材。当然可能也有人从功利目的出发,借宣传张鸣岐以实现市场效益目的,这也未可厚非。但我可以负责地说,锦州确实没有为了实现某种政治目的,借死人宣传活人的政治投机行为。事后才知道一点底细,恰恰相反,锦州有人是恐怕借宣传死人连累活人,这倒是意料之外的一种阻力,也算是戏外戏吧。
其实我的创作动机非常单纯,就是很久没有写戏了,好像从天上掉下来一个林妹妹似的。尤其是有感于锦州人民群众对张鸣岐书记的一幕自发的“十里冒雨送行”,我好像从中看到了一种呼唤、一种期待、一种强烈的心理需求。人们,特别是经过“十年动乱”,经过市场经济大潮的人们,太需要一个张鸣岐了!我是看到了张鸣岐对于当今时代的巨大心理抚慰作用,才萌发了一种比较强烈的创作欲望。
写作前,中央对张鸣岐还没有发文件定评。我把他与几个英模做了比较。战争时期的董存瑞、和平时期的雷锋、经济发展时期的王铁人等等。尽管当时中央还没有树立张鸣岐,可我觉得,无论是党和国家,无论是时代和人民,无论是政治还是文艺,中国需要一个张鸣岐,不仅是一个政治典型“现实的张鸣岐”,也许更需要一个艺术典型“文学的张鸣岐”。他是建国以来唯一一位牺牲在抗洪一线的领导干部,特别是出现在一个“心理饥渴”“信念迷失”的时代。在他身上,寄托着一种信念,一种有别于其他英雄人物的人格象征意义,一种物质时代的人们灵魂久违的、缺失的“乌托邦精神”和“奇理斯玛”社会效应。所以说,一个“文学的张鸣岐”,应该比生活中真实的张鸣岐,更有一种中国共产党领导干部形象的象征意义和感召作用。
林喦
你这也是自己给自己加压,可以看做这是一种文学的立场、文学的态度。那么,如果继续追问的话,你坚持的文学立场和文学标准,与现实中对英模人物的“潜规则”,和某些不成文的约定俗成的标准,有没有抵触和冲突?
白雪生
怎么说呢?我是在一个非常支持、高度重视、特别关心、不是一般关心的氛围下,完成张鸣岐写作的。在当时那种大环境下,谁能说“不”呢?这就是中国的官场文化,没有人说你不对,听到的都是好啊、好啊、难得呀、难得呀,只有好心人说你傻,原来的书记都走了,按官场规则别人唯恐避之不及呢,只有你还执着地为其歌功颂德,不是找病吗?可我还傻乎乎地以为为锦州主动奉献才智呢。当然,还是得到好多领导的真心支持,尽管是悄悄地,但也是很温暖的力量。这样,我写张鸣岐,至少就要遵守几个标准,一是真实的标准,或者叫“锦州标准”。原来我想这是最低标准,结果这一关就很难通过。二是艺术的标准,或者叫“国家标准”,瞄准全国一流剧本,力避雷同,争取突破。三是现代的标准,或者叫“自己的标准”。就是在一种夹缝中,讲究叙事策略,进行一点先锋实验。
说到真实的标准,举个例子,到最后定稿阶段,市委常委会专题例会讨论我的剧本。所有领导都未怎么发言,只有个别领导,捧着剧本,一句台词、一句台词地推敲。特别是对剧中吴大忽悠这一人物,表现很过敏、很激愤。那时,赵本山的忽悠—《卖拐》的小品还没出现呢,我就尽量谦虚地晓之以理、动之以情,说表面是扒裤子,实际是剥去形式主义的伪装呀。最后慷慨表态,请领导放心,终于取得“信任”。确实想写好张鸣岐,不限于真人真事,不囿于本地的“低标准”,只想获得全国最高标准。所以在“国家标准”和“锦州标准”的夹缝之间,通过“个人标准”冲刺而出。现在看,完全是“逼”出来这样一个剧本。
林喦
很多人说到这个剧本,都说写得很智性,我想不仅是完成了一种“擦边”吧?在政治与艺术,文学与现实,虚构与生活等方面,我觉得你是有意地采取了一种现代叙述策略。
白雪生
简单说吧,这就涉及又一个问题了,就是写一个怎样的张鸣岐?我的确是煞费苦心、惨淡经营。为避免对号入座,肯定不能设计“二元对立“的戏剧冲突,这就逼出一个”心理内心冲突”;不能完全照搬真人真事,又不能放开想象虚构,就“憋”出来个“活人与死人对话”的结构;不能离开张鸣岐的真实生平经历,就虚构用他的女儿,打开他心灵的世界,努力开发虚拟心理空间;不能直白浅露,就有意尽可能多采用一些“复调”“双声”“不可靠叙述”,类似小说中的“间接语”和“反讽”等等叙述策略,使人物台词潜含两种话语的双声语式,构成微型对话,达到弦外有音,言外有意,一语双关的效果,演出实践证明,包括北京观众都能读懂且会心一笑。当时还有热心观众,到台后索要台词。实践也证明,没有这样的现实压力,也出不来这样一种剧本样态。当然,如果现在来写,也能减少不少遗憾。还是那句话,英雄过去了,喧哗过去了,一切,都将过去……
林喦
留下来的,只有文本,只有记忆。谁来记忆当下时代?谁来记忆盛世风华?只有文学文本文字,于是,就给我们提出又一个话题了,怎样的文本才能留下来呢?听过你的电视评书《辽沈战役》,被人评价为“电视评书的第二次革命”,你能在重大革命历史题材中,敢于创新,在主旋律题材中,大胆进行先锋式实验。
白雪生
那是纪念建国50周年的时候,辽台向来以电视评书为知名艺术品牌。制作人和导演到锦州找到我,摆下大餐,结果“吃人嘴短”,没架住一番忽悠,就掉坑里了。
为什么这样说呢?因为辽沈战役堪称重大题材中的重中之重,特别继电影《大决战》之后,其他艺术形式都没人触碰这一题材。这次尽管是评书样式,但内容是全景式东北解放战争,涉及众多的重要历史人物,这里仅凭记忆数一下人物名单,足可说明绝对是一块难啃的硬骨头。如“二战巨头”罗斯福、斯大林、丘吉尔、蒋介石,如中共方面的毛泽东、周恩来、陈云等,如东野的林彪、罗荣桓、刘亚楼,还有黄克诚、邓华、韩先楚、吴克华、钟伟、肖劲光、曾克林、黄永胜、吴法宪、李作鹏等等,如国民党方面的宋美龄、卫立煌、杜幸明、陈诚、熊式辉、孙立人、陈明仁、卢浚泉、范汉杰、蒋经国等,国际方面的马歇尔、赫尔利、谢伟思等,第三方面的各民主党派等领袖,起义投诚将领曾泽生、郑洞国、潘朔端等,其
中还有我虚构的各类小人物,方方面面,大大小小足足过百了。可以说,当时这是国内第一个以文艺形式、全方位反映这一重大题材的。为此,我从采访知情者到阅读资料近千万字,七易其稿,足足写了四十多万字,可以说是大工程。从辽台到省委宣传部,直到引起中央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审查小组的高度重视。
林喦
那么,除了电影《大决战》,也有一些类似军史,但不必讳言,这些多是历史教科书一类的现成结论。您对这段历史有没有自己的新解读?
白雪生
最初策划会的时候,辽台请了好多专家,包括中央重大题材审查小组组长李准、仲呈祥,还有国内著名编剧作家,如《开国大典》编剧八一厂文学厂长刘星、电视剧专家潘景路、崔凯等,可能也对我能否驾驭这一题材,暗含担忧,一旦不能胜任,也许临阵换人。
几天里,对未来的电视评书从内容到形式,专家谈了好多意见,让我受益匪浅。当我发表应该如何观照这段历史时,好像说了七个方面,之所以能最后胜出,可能有些观点得到认可。我谈了东北解放战争有别于其他大战独有的特点,与一些专家的观点比有些新意。一是看似内战,但有国际背景。是二战结束,美苏以中国东北为战场,借国共两党争霸亚洲。二是在世界军事史上,是一场独具特色的战争,表面有“二战胜利组织者”美国五星上将马歇尔,与周恩来、张治中出面调停,一面是重庆毛泽东、蒋介石谈判,一面是四平林彪与陈明仁的血战,谈谈打打,时谈时打。三是除正面战场,还有隐蔽在背后的秘密战,特别是我党特有的政治攻心战,如对长春兵临城下大策反等等,包括必须要有艺术虚构,最终专家一致建议由我执笔,说思想、艺术都很创新,甚至说有“世界大片”味道。
林喦
怒我直言,国内许多重大历史题材文艺作品,包括不久前播出的电视作品,还是文献价值大于艺术价值,社会学意义大于美学意义。当然造成这种现状,问题很复杂。在这方面,你的《辽沈战役》有意从潜在案臼中超拔出来,从形式到内容都走了创新的路子。
白雪生
当然,一部作品出现,需要一个良好的文艺生态。不可能也不现实都能做到全方位突破,只能尽其所能。通过电视评书《辽沈战役》,我们对那段历史选择了一种叙事策略。即“三说一评”,田连元代表共产党一方,单田芳代表国民党一方,叶景林代表国际一方,还特意设计一位现代人,让张洁兰不断进行现代追问。这样就同一个事件,有了四个视角,像日本经典电影《罗生门》一样,都是有限视角,各说各的理,若即若离,多声复调,构成了一种戏剧“迷宫”和对立的张力。因此,比传统评书只是一个全知视角无所不知的叙述现代先锋了。这样一来,通篇就必须是一种戏剧结构,再加上四位评书大腕你进我退的迂回穿插,跨时空多角度的对话,给我们早已司空见惯的集体记忆,以一种类似新历史主义的、众声喧哗般的评书“话语狂欢”,煞是新颖别致。再如,虚构的小人物,也以人性的眼光重新打量那场战争,专家说这是一部战争大片的故事。例如,本来是慰问前方阵地我军官兵的女学生,却赢得几米之遥的对面战壕里的国军官兵的掌声。于是,女学生就站在两军阵地之间,放开歌喉,歌声唤醒了同为中国人心底同样的柔软。本来是敌对双方,此时国军走到我方战壕,凑到一起听着家乡歌谣《小河淌水》。叶景林每讲到这里,都声泪俱下感人至深。我把《辽沈战役》视为是对中国当代革命战争史的一种反思。在这部电视评书里,把质询的钻头凿进当代中国历史的坚壁,在某些层面上展现了新历史主义的叙事策略。有几个小人物是从个人命运出发,对已板结为集体记忆的历史展开了祛魅式的重述。20世纪过去了,一个谁也绕不过去的主题就是革命。革命是我们无法回避的一种标准、尺度和打量的眼光。可能有人早已弃革命如敝屐,但是,在20世纪中国社会强势的革命话语体系中,我们无不生存在革命的影子下,无论从神话革命、到解构革命,到消费革命,我们都是在反思革命,从新的时代高度精神站位,重新解读革命,应该是我们当代作家的历史担当。
林喦
我突然发现,你是一个特别适合主旋律的编剧,既非常主流,又非常文学,既非常中国,又非常现代,讲政治,也懂市场,既有“旧”的一面,又有“新”的一面。我认为现在中国特别需要这种“聪明型”的作家。这不仅是关于你的个案,也是中国文学界,特别是影视创作值得重视的一种作家类型。
白雪生
这是我们这代人的宿命。你不说我真没有想过,深入一想,挺有道理。与新锐作家相比,我是个“旧”人,但过去不肯承认,仍然疲于奔命地追赶新潮。写得不多,但却读了大量前沿理论和名著。其实有些“旧”的,也值得坚守;有些“新”的,也必须“补课”。后来,国内几个大影视机构还邀我创作重大题材。新旧杂揉一身的作家,可能会形成新的“气象”吧。
林喦
在现代文学史上,“五四”那一代大家,包括鲁迅、周作人、郁达夫、老舍、沈从文等等,也都是经历了新旧之变的一代文人。仍以《辽沈战役》为例,如果换成老作家,可能还是一种老旧的写法,如果用新作家,肯定又是一种写法,也有可能跑偏了。到现在,我们的话题逐步深入了。就这部作品,听说中央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小组给予了很高评价,李准亲自写过评语,颁奖大会广电部长总结时,还特意点名表扬。但我想问的是,你能说说有什么遗憾吗?
白雪生
遗憾真是不少。本来可以做得更大,但限于当时文化语境,辽台也不容易了。李准、刘星都建议以此为基础做成电视连续剧。我想起与这几位评书艺术家的合作,单田芳真诚邀我写本。特别叶景林有一次请我喝酒,说没想到评书还可以这么策划。他是一位很有创作能力的评书艺术家,说这种古老的曲艺形式,如何走向现代,让青年喜欢,他困惑很多年了。这一把让他发现老玩意儿也能做出现代时尚的样式。不在于讲什么,在于怎么讲。所以他说了几个大题材,想跟我联手策划创作,策划好了肯定火,必保天崩地裂。没想到他不久因病去世。但他这番话给了我启示。越是传统的艺术形式,越有实现现代转换的空间。当初恰好读了最新引进的西方叙述学理论,读了陈晓明的先锋文学的理论专著《无边的挑战》,就自觉地运用到中国评书这一古老叙述样式了。结合其实就是创造,关键看怎么结合。应了那句老话,“中学为体西学为用”吧。现在看,定位算是对了,但很不够彻底。正是话语狂欢的时代,中国评书应该大有作为。假如,更放开地使用后现代历史叙事学、新叙述手法,包括几位讲述人的设计,比如跳出、跳入,可以更间离、更自由、更假定、不断把当代与历史造成对撞,一定更有现代美学价值。
认识到位了,不等于贯彻实现到位,探索阻力包括创作自身的阻力还是不小。这还是叙述策略方面的,在内容上更是如此。为什么观众对有些重大题材不满,不仅仅是叙述策略、叙述语言老旧僵化,更深刻问题是作家创作理念问题。重大题材中,甚至某些大片,缺文学;日常题材小制作中,缺精神。所以呢,大就大而无当,只有史料,没有真人、真情、真味;小就一地鸡毛,只有庸俗、耀靛、琐碎,没有形而上的精神超越。
林喦
所以就是“娱乐致死”,因此人们就在武侠里找精神,在西方大片里找英雄,在古装戏里“找乐”。应该看做,这是当下中国文艺现实的一个“瓶颈”。
能还是一种老旧的写法,如果用新作家,肯定又是一种写法,也有可能跑偏了。到现在,我们的话题逐步深入了。就这部作品,听说中央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小组给予了很高评价,李准亲自写过评语,颁奖大会广电部长总结时,还特意点名表扬。但我想问的是,你能说说有什么遗憾吗?
白雪生
我们不知是值得庆幸还是悲哀,这一代作家赶上了一个大时代,但是学养严重先天不足。与“五四”那一代,从小就没有文章学、文字学、文法学、文体学的严格训练,更不用说历史、哲学、美学、其他学问了。特别是想象力、原创力、认识力、情感等,也很贫乏,作家本身也需要具备一种“软实力”。最近重读《鲁迅全集》《周作人文类》,对此大受刺激。亟须恶补的东西简直太多了!鲁迅一个阿Q,就奠定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巅峰之作。从20世纪到新世纪,是个波澜壮阔的大时代,现在又是经济盛世,可我们的文学能留下什么呢?就像我们这个时代的教育很难培养出“大师级”人物一样,文艺也是如此,怎么就出不来“鲁郭茅巴老曹”呢?一个富得流油的城市,如果没有小说、影视剧,可以说是一个贫困的城市,一个虽然解决了温饱的时代,如果没有文学大作产生,也是一个精神饥渴的时代。谁来叙述从而记忆这段大历史、大时代呢?太需要文学家、艺术家了,目前这种需求可以说比任何时代都强烈。不然,一看戏还是梅兰芳,还是“样板戏”,一翻书还是阿Q、孔乙己,还是虎妞、祥子,打开电视还是《水浒》《三国》《红楼梦》,一听歌还是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,不悲哀、不可怕、不严峻吗?真不是危言耸听,一切,都将过去,我们给未来留下了什么?当下走红的文学泡沫还能膨胀多久?到那时候,后代怎么想象我们呢?一个给历史欠下文债的一代?或者说,那时代真不错,经济够繁荣,电视、手机、汽车也够多了,房子也盖不老少,就是没啥文化!
林喦
从革命时代走到经济时代,再发展可能就是文化时代了吧?
白雪生
不久前参加了一个高端文化论坛,发言时我说了一个“国剧”的概念。就是国家级重大题材,国家级的创作质量,国家级的制作水准,国家级的社会效益,和国家级的市场回报。得到赞赏。这应该是国家工程,像抓经济项目、抓体育项目那样抓文艺项目,才有可能出精品、大作。给主管部门和文化大省,定指标、定项目、定投入,《永乐大典》《四库全书》就是这么抓出来的吧?
林喦
你觉得这样的想法可行吗?那岂不是让文学或者艺术创作也要有量化指标啊?所谓的“五个一工程”早在1992年就开始提出,现在算起来也20年了,但人们依然感觉没有“经典”的作品出来。我个人认为,即使你提到的“国剧”概念,也不能用像抓经济抓体育的形式吧。最后,谈谈你今后在创作上还有哪些规划吧?
白雪生
说起自己的创作,当前除了省作协抓的“文学擦亮城市”作家读城,已经完成两万字大散文,还要完成30万字的锦州纪事。最近读鲁迅、周作人,也想写周氏兄弟。但手头正在赶写两部连续剧,都与东北地域有关。一个是以义勇军为题材的抗战剧,一个是以辽沈战役为背景的谍战剧。简要说说这部戏,现在编剧多是被动创作,都由制片、策划人选择题材、选择编剧。其实一个优秀的编剧,应该就是一个策划大师,他必定选择一种国家需要、市场需求和文学期待三者都能看好的题材文本。这个戏就是自己的选材。看到当前的谍战剧几乎都是情报战,而我党最大的优势是政治攻心战,是策反统战工作,这是战胜国民党的重要法宝,特别是这种特工,是有战略思维,孤身敌营能抵毛瑟三千的“无人敌”,是孙子兵法中都没有提过的能够“合纵连横”的“政治间谍”。而且这场波澜壮阔的“活剧”就发生在关东大地上,就发生在我们生活的城市里,也算一种缘分吧。这是对久被湮没的我党统一战线密档的文学揭秘,对我党地下工作者创造历史的英雄精神的形象还原,对首创和平解放大城市的先例的艺术演绎,通过绑定在同一使命下一对“反常合道”的间谍夫妻的对决,写出中外战争史上罕见的一支灵魂裂变之旅,努力想以新理念、新视角、新手法塑造一种独具特色的我党地下工作者的英雄形象,看过一些美剧,也努力借鉴现代叙述策略,开掘展示一种间谍人生的人格奇观和精神意象。说句狂话,尽量想在政治、思想、艺术、观赏性和市场上能制造一个新浪潮。究竟如何,当然还需实践检验。
林喦
好啊,等着看你的好戏了。
白雪生
祝《渤海大学学报》越办越好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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