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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姿势】杜月笙:我就是蒋介石的一个夜壶

正和岛2019-01-10 13:43:41

岛读

终有一天,我们会发现,自由、繁荣、富足,同时又绝对没有杜月笙式的人物出现,这种理想社会是不存在的。

  

来源:南方人物周刊 作者:王元涛


在各类杜氏传记中,有一个小人物被忽略了,他就是王国生,杜月笙最初落脚上海,在他开的潘盛源水果店打工。


入黄门前,杜月笙所能走的路,与大多数赤脚进城的乡下少年一样,因受教育不足,眼界狭窄,人生没有方向,极易沾染恶习。杜月笙的毛病,是好赌成狂,竟私自挪用水果店的货款,在输个精光之后不辞而别。可是,王国生却抢先一步原谅了他,在他饥寒交迫、病饿无着时,又将他接回店内,全无责怪,信任依旧。


这件看似不起眼的小事,在杜月笙的早期经历中,却应该占据重要位置。杜从小见惯了各色势力眼,包括亲族,包括乡邻。你坑我?没关系啦,我转过头来也害你就好了。这种对等的恶恶相报,是他耳濡目染的生活常态。而王国生却让他得以识见了人性的另一个侧面,从而觉悟到,原来,人还可以有这样一种向善的选择。这很可能是一颗宝贵的种子,为他后期出污泥而试图不染提供了动因。


学者廖保平这样评价杜月笙:“作为一个暴力色彩浓厚的江湖老大,竟没有被政治权力消灭,还能将自己的黑社会身份不断洗白,在江湖与政治之间穿梭自如,呼风唤雨。”事实上,杜月笙并没有像廖先生说的那么“自如”,但他对自己身属黑帮这一事实,却一生不甘,一直在挣扎洗白,这倒是真的。


杜月笙讲过,有一次,他应邀参加一个达官贵人的聚会,但见座中高冠峨服,衣香鬓影,再仔细打量,那些有身家、有地位、有教养的绅士,没一个人戴他手上那种惹人注目的大钻戒。杜月笙立时自惭形秽,在桌底下捏住戒指转了一圈,把那颗大钻石紧紧握在掌中。回到家,他直接把钻戒扔进了保险箱,并从此日日长衫,风纪严谨,即便是三伏暑天,在家里,也绝不袒胸露臂。因他的表率作用,一时间,整个上海滩,至少脱下上万只钻戒。


杜月笙知道,想洗脱黑社会形象,仅改变外表还远远不够,内里也必须有货。凭他的识字水平,可以勉强读书看报,可要完全理解内容还存在困难。他自有办法,设专职读报秘书,每天听报。听完一段,有不懂之处,就详加追问,一直到弄通为止。这一习惯几十年不辍。另一个学习的捷径,是听评书。从春秋起,经秦、汉、唐、宋、元、明,直到大清,他把两千年的历史听了个滚瓜烂熟,从中找经验,找常识,找启示。这一习惯,也是几十载不变。1949年移居香港后,还专程从上海请过评书先生。


创办恒社,是杜月笙试图从组织上摆脱青帮阴影的又一努力。他也清楚,不管他个人如何自洁,只要还拥有众多门生,就永远无法让人忘掉他的青帮背景。现在,他创立一个公开合法的社团,就可以用新名义在租界内外行走了。恒社成立于1933年5月,发起人19名,包括后来大名鼎鼎的朱学范。


与黄金荣出身小康之家不同,杜月笙3岁丧母,5岁丧父,先随继母生活,后继母不知所终,他就成了吃完上顿无下顿的孤儿。可是,与黄相比,杜的洗白又有天然优势,因为在他入黄门前,大部分脏活累活都由黄金荣干了,资本原始积累已经完成。在此意义上说,杜是黄的2.0版,可以站在黄的肩膀上坐享其成,双手无需再接触太多的脏东西,因而向合法化转型相对容易得多。


1927年,国民党北伐军占领上海,东南局势渐告稳定。国民政府一向主张废除租界,清理黄赌毒,杜月笙对此心知肚明。正是在此前后,他开始逐步退出贩毒和赌博行业。因此,他的洗白,除了个人追求之外,还有大势所趋不得不为的因素。


杜月笙创办了多家合法公司,部分由他直接管理和经营,涉及航运、金融、纺织、面粉等行业。还有一些朋友或徒子徒孙开办的公司,主动要求挂他的名为董事长,他也一概欣然应允。最多时,他拥有七十多个头衔。如果按今天某些人士的习惯,把所有的职衔都开到名片上,那么杜的名片恐怕要八开纸那样大才行。


一个人,即使换了芯片大脑,如果身兼七十项职务,恐怕也会经常短路死机吧。从杜月笙这种无害的贪婪中,可以隐约看出,对于正常的社会身份,他的补偿心理有多么强烈。


抗战胜利后,毁家纾难的杜月笙属意上海市长的位置。在他看来,这是洗白的最佳机会。可是,蒋介石没有答应他。随后,杜又参与竞选上海市参议会议长,国民党高层同样意见歧生。于是,杜及门生安排了一次奇葩的选举,先让杜高票当选,随即宣布因身体原因辞职。这是一种变相的抗议,表达了杜的极度渴望与无奈。


有一段流传甚广的话,据说出自杜月笙之口:“我就是蒋介石的一个夜壶,想用就用,不想用就塞到床下去了。”实际上,他的原话是这样的:“你们不要看许多大好佬们,都跟我称兄道弟,要好得很,就此以为我想做官是很容易的了。殊不知,他们是在拿我当作夜壶,用过之后,就要火速地藏到床底下去。”他并没有专门针对蒋介石,那不符合他的行事风格。无论杜月笙怎样不甘,其实他也明白,一朝为贼,终身为贼,人们的这种惯性认知,是他洗白的最大障碍。


1934年,大上海高层政商人物合影。从左至右坐着上海巨商杜月笙、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、外交家蒋廷黻、上海市长吴铁城、上海市保安处长杨虎。


台湾《传记文学》发行人刘绍唐这样评价杜月笙:“名闻天下,对民国政治有影响,有贡献,但究属黑社会人物起家,借烟赌发迹,受其惠者甚多,受其害者也并非没有。可以说有誉有毁,有恩有怨。”


是的,他可以不甘,可以努力洗白,只是,一旦核心利益遭到触犯,他做出的第一反应,依然难脱黑社会本色。


上海有一位金融巨子,素来鄙视杜月笙,发现同乡或晚辈与杜结交,就会训斥他们:“怎么可以跟这种人来往!”后来,巨子与一位良家女子有染,女子怀孕后不依不饶,非嫁他不可,否则就要新闻曝光。巨子怕了,左右求告无门,只好厚着脸皮去找杜月笙。杜关照各报馆,不准刊登相关新闻,然后亲自与女子谈判,只花用了不大一笔钱,就将事情平息下来。


天不怕,地不怕,就怕流氓有文化。杜月笙控制新闻有两大招法,一是直接买报馆,自己当老板。再有理想主义和专业主义情怀的新闻人,也没有办法和老板叫板,否则铺盖就会出现在大街上。第二招,是广交朋友,定期给新闻界名编辑名记者发放高额津贴,换来他们的言听计从。


1933年,李济深、蒋光鼐等人发动“闽变”,建立“中华共和国人民政府”,这让相距遥远的上海国华银行摊上了大麻烦。事情是这样的,“闽变”主力19路军,一年前在上海参加“一二八”抗战,收到上海人民捐的一大笔钱,一时用不完,直接入股了国华银行。现在因为他们“闹事”,上海有些人生气了,召开民众大会,要求索回当年的捐款,还要追究国华银行的责任。


等到国华银行老板唐寿民获知相关情报,急忙向杜月笙求救时,已经太迟了,民众大会通过了十条决议,其中一条是:没收19路军款项,敦请政府勒令国华银行停业。消息传来,杜府内众人面面相觑,杜月笙却神闲气定,不慌不忙打过几通电话后,转身上楼听评书去了。第二天,在上海所有报纸报道民众大会的消息中,十条决议变成了九条。


如此操弄社会公器,实为一大罪恶。可杜月笙的弟子后来在台湾给他作传时,依然将此视为了不起的事迹大书特书,洋洋得意之态溢于言表。由此可见,新闻自由这种高级理念要在中国落地生根,该有多么艰难。


1937年,上海沦陷,杜先赴香港,后去重庆,一直遥控指挥留守上海的老班底,配合军统戴笠的地下工作,抢救要员,暗杀汉奸。伪上海市长傅筱庵,即死于杜月笙门生之手。抗战中期,高宗武与陶希圣脱离汪伪政权,逃奔香港,公开揭露“汪日密约”,这就是史上著名的“高陶事件”,其背后,也有杜月笙参与谋划。


可是,有这样一个细节却颇堪玩味:在重庆期间,杜月笙经常与前军阀范绍曾等大佬赌博取乐,赌规是,每人每天至少带法币5万元。这5万元,相当于战时60位国军上将的月薪,或2230名在前线流血拼杀的二等兵的军饷。


可以说,在偌大的上海滩,只要与杜月笙有交情,几乎没人敢说从没接受过他的钱物馈赠。而且,杜月笙还有一个习惯,给朋友送钱时,一定要一对一,绝不让第三者在场,以保全受钱人的面子。


杜月笙曾深度介入上海多起罢工事件,据杜的门生陆京士称,1928年至1932年,上海工潮的十之八九,是通过杜月笙居间调停得以平息的。他做中间人,一手托两家,全力弥合劳资分歧,做了很多有价值的工作。“杜先生”的口碑,由此深入民间。


1930年,法商水电公司中国员工罢工,法租界巡捕当街开枪杀人,劳资矛盾极度激化。杜月笙受法国驻上海领事委托,参与和解谈判。他身在资方,却心在劳方,开出优厚的补偿条款,复工草约得以顺利签订。可是,法商公司却临阵赖账,不肯支付两千三百多人罢工期间的工资,更不肯答应月增工资四角的条件。工人群情激愤,复工眼看就要流产,这时,杜月笙“言话一句”,扭转了局势:“法商公司答应不下来,全部由我付了。”


为此,杜月笙足足支付了30万大洋。


浦东高桥人向以杜月笙为傲。杜给家乡造了23座石桥,修了医院和小学,并且全免费。抗战前,浦东二百余户贫困人家,会按月到杜府支领生活费。而且在上海,如果贫苦家庭有人去世无以殓丧,就可以请杜家施送棺材衣衾。从1935年到1937年,杜月笙捐款达150万元。他的一生捐款多少,已经没有办法完全统计。


他这样花钱如流水,手面阔到令人吃惊的程度,潇洒固然潇洒,漂亮也固然漂亮,可实际上,他已陷入了一个怪圈而不能自觉。他一定以为,钱是洗白的武器,散出去越多,效果就越好。殊不知,这种违背常规常理的用钱方式,反而会让人时时刻刻联想到,他的钱来路不正。


而且,他赚得多,花得更多,实际上是个穷人。尤其自1932年起,他彻底退出暴利的烟赌两行,收入应声大幅下降。可是,来钱的渠道变窄了,花钱的渠道却和原来一样宽,他根本停不下来。因此,每到年关,对杜月笙来说,都是难过的一关,手头没钱打点各路人马,他有时会急得直跳脚。1933年春节,对杜月笙来说,是最寒冷的严冬。传说,他向中国银行总裁张公权借款30万元,被张一口回绝了。


但据章君榖先生称,这不是事实。恰恰相反,张公权一口答应了,可其他银行听说杜闹饥荒,争先恐后表示愿意借款。经过一番商议,最后由中国、交通等四家银行共同出资,抵押物是杜家的房产。房契被裹在一张报纸内,黏合处盖有杜的图章,由中国银行代为保管。报纸里头是不是真的有房契?没有人拆开查验过。也就是说,一张报纸盖个章,就可以借出30万元来,这一点,是让杜月笙最为自豪的。


“别人存钱,我存交情。”杜月笙向来这样说。


这条原则,他倒是一以贯之,坚持到了最后。1951年,杜月笙病危,他当着家人的面,把朋友欠钱的借条全部烧掉了,涉及的具体金额不详。据匆匆翻看过借条的家人回忆,其中有一张,是数十根大金条。


这样,当杜月笙临终前躺在病床上亲口说出,他的钱只有十万美金时,在场的人无不为之惊怔错愕。谁也想不到,大半辈子挥金如土的杜月笙,留给庞大家族的遗产,居然如此之薄。这笔钱要分给4位太太和四儿三女,一个人能到手几文呢?难怪清高如孟小冬者,也忍不住当场脱口而出:“这么一点钱,怎么活?”